可以这么说，改革不到位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并且已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大障碍。因此，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已时不我待，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力争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２０００年我国经济增长走出１９９９年的低谷，逐步复苏和回升，由此开始了新的一轮经济周期。这一轮经济周期从２０００年开始至今（也有观点认为，新一轮经济周期始于２００２年），已近７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ＧＤＰ增长率分别为８％、７．５％、８．３％、９．５％、９．５％、９．９％，２００６年上半年的ＧＤＰ增长率居然高达１０．９％。从这组数据来看，这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平稳和快速增长。平稳体现为波动幅度小，这期间ＧＤＰ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落差仅为２．４个百分点。快速增长体现为ＧＤＰ增长率相当高，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间平均增长率达８．８％。注意这里我说的是快速增长而不是高速增长。高速增长一般是指增长速度高达１０％以上乃至１５％以上的超高速度，往往超出一国人力、物力、财力的承受能力，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多次出现高速增长。而快速增长是指增长速度已足够快，但又低于高速增长。就增长质量而言，快速增长优于高速增长。平稳和快速增长这两个特征在以前的各轮经济周期中很难出现。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以来的５０多年中，按照“谷－谷”法划分，我国经济增长已呈现出１０轮周期，目前正处于第１０轮周期中。这１０轮周期可以以１９８１年为界区分为改革前时期和改革以来时期，改革前历次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是波动幅度大，多次“大起大落”，从未出现过平稳特征，当然多次出现高速度，但往往持续一两年，高速度就迅速下跌。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改革后时期，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由剧烈转向平缓，周期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但是整个时期并未出现平稳和快速增长的特征。如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这一轮周期，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经济高速增长，但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增长率就迅速下降。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这一轮周期，１９９２年ＧＤＰ增长率高达１４．２％，但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就持续７年下滑。真正首次出现平稳和快速增长特征的时期是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这一轮周期。就速度而言，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周期的增长速度还高于２０００年以来时期，这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ＧＤＰ增长率平均高达１２．２％，明显高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时期。但是就平稳程度而言，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周期低于２０００年以来时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最高点与最低点的落差为６．１％（还不考虑１９８６年的低谷）。因此，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周期的特征准确说来应该是较平稳和高速增长。可以这么说，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１０轮周期，经济增长质量最好的是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这一轮经济周期和２０００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但是新一轮周期与前者相比，增长质量更高，因为增长速度更加平稳，并且实现了高速度向快速增长的转变。

    新一轮经济周期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扩张的持续性强，２０００年以来至今一直都处于扩张阶段（２００１年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扩张的持续程度是以前各轮经济周期所没有的。改革以前时期扩张持续性最强的一轮周期是１９６３－１９６８年，其扩张年份是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扩张长度为３年，但是１９６６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经济扩张的势头戛然而止，ＧＤＰ增长率由上年的１７％下降为１０．７％，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更是负增长，国民经济陷入深深的波谷。改革前后过渡时期的那一轮经济周期是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其中扩张阶段是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这两年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增长，但是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实行调整政策，各业增长速度升降不一，这三年经济步入周期的收缩阶段。改革以来的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周期，扩张年份是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扩张长度为２年，但是由于１９８８年第四季度开始的治理整顿，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经济又步入收缩阶段，并陷入深深的波谷之中。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这一轮周期，扩张年份仅是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这两年，１９９３年就开始步入收缩阶段，此后持续７年下滑，这一轮周期成为扩张与收缩比率最低的一轮周期。能与２０００年以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持续性“抗衡”的惟一一轮周期是前述的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周期，该轮周期的扩张长度长达４年（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之久，只是由于１９８５年２月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１９８６年经济增长率才下降，步入收缩阶段，１９８６年２月中国发生引起举国关注的“工业滑坡”。但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持续性比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周期更强，２０００年以来，除去２００１年经济的回落，已有５年多处于扩张阶段。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明显的三个特征：平稳、快速增长、扩张的持续性强。

    我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出现这三个特征，无疑可喜可贺，总的说来是２０余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

    改革以来中国不断推进市场化进程，削弱计划体制力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因此经济波动幅度迅速下降，波动由剧烈转向缓和。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市场化程度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水准上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增长与波动呈现前所未有的平稳特征。市场化程度提高还可以使得经济增长避免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实现健康的快速增长，同时还可以增强经济扩张的持续性。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也就是１９９８年年中以来扩大内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６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６年之久。２００４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有个很好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财政政策。９０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扩张性政策取向的大环境中，两次出现财政收缩。第一次是桥本内阁１９９７年决定执行重整日本财政计划，紧缩财政开支，将消费税率从３％提高到５％，取消所得税的特别减税，个人承担的医疗费从１０％提高到２０％。第二次是２００１年４月小泉内阁上台后，为了阻止财政状况的恶化，财政政策又转向收缩。小泉首相决心不轻易发行国债，作出“国债发行额不超过３０万亿日元”的承诺，然而２００２年底小泉首相就迫于压力不得不表示放弃这个承诺。对于这两次财政收缩，不能简单地说是政策失误，但对日本经济增长确实产生了不利影响，成为低速增长的重要政策原因。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内生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表明市场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市场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和源泉；一个是外生的，政策是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影响经济周期的形态或导致周期的变形。新一轮经济周期出现这三个崭新特征，是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即市场力量与合适的政策组合共同作用的产物。这确实是中国经济出现的一种可喜局面，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增长质量明显提高。新一轮经济周期正在进行中，要继续保持平稳和快速增长特征，延长扩张长度，增强扩张的持续性，还得继续立足于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即市场力量和政策组合，两者缺一不可。

    强化市场力量，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历经２０余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显著提高，但还是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主要是各个领域和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领域中，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虽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我国资本市场盈利的本性依然受到极大压抑，其根源还是计划体制痕迹，致使资本市场一直处于低效运行状态。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强化市场力量，通过与旧体制力量的不断反复“搏杀”，市场最终确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尤其是资本市场领域，一定要最大限度淡化其行政性，还资本市场盈利性的本性。

    近两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改革在各领域有序展开，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有所突破。例如农村改革继续向深层推进，金融体制以及资本市场改革力度加大，财税投资价格改革稳步进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制约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仍然严重滞后。可以这么说，改革不到位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并且已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大障碍。因此，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已时不我待，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力争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政策组合也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今后一段时间，应继续坚持财政与货币“双稳健”的宏观政策取向，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总需求，这几年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但是消费需求增长则相对较慢。然而，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９４页）。因此，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中，未来相当长时间的重点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今后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将重点转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财政政策是大有作为的，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应作些调整，前些年过多地依赖财政政策，今后应积极发挥货币政策作用。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很直接的，例如发展消费信贷，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此必须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促成货币政策逐渐增强效果，直至淋漓尽致地发挥应有作用，取得与财政政策势均力敌的“显赫”地位。

（作者为湖南大学经贸学院教授）

(作者：陈乐一)